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30年前。我率领英国代表团访华，“商讨包括人权在内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16年前。鉴于北京今年主办奥运，媒体聚焦在中国人权记录上，目前正是对此加以评价的良好时机。同时，我们也许应该借此机会，平衡一下那些对中国现状的无情批评———在我看来，那些批评非黑即白，过于简单。
1978年，我应邀访华。当时中国仍未摆脱文革阴影，我有机会了解一些情况，从而建立了一个心理准绳；此后30年，我得以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发展。
现在，让我把时间快进到今日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筹办奥运之际，新建的、现代的标志性建筑所呈现出的一片都市景象，以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极为出色的变化步伐。在这种宏大背景下，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上都没有做出任何相应的改善，那将是过于苛刻。与我初次访华时相比，如今普通中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以言论自由的问题为例，中国显然的确履行了对国际奥委会做出的承诺，解除了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中国近来还允许网民访问长期被屏蔽的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英文网站。
当然，中国的政治改革不那么显著。但自1978年后，中国一直采取措施建立司法体系的基本支柱。这与以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形成鲜明对比。自1992年我访华以来，中国一直在力图建设法治社会，而这种努力基本没有间断过。毫无疑问，中国的执法常落后于立法；但包含人权保护内容立法的绝对数量（实际上还有质量），的确令人瞩目。我们也不应否认中国在过去10年取得的令人称道的成就：即让逾1.5亿人脱贫。任何社会都有理由为上述进步感到自豪。但在多数媒体有关现代中国的报道中，上述进步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我们会继续推动中国履行承诺。同样，我们也有责任告诉自己中国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听信那些危言耸听之人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增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假思考的条件性反应。基于英国两千年的历史，我仍坚信议会民主模式。但我也乐于承认，历史比我们悠久一倍、有着独特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模式，适用于这个占全球人口1/5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新模式更有可能脱胎于中国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政治哲学，而非简单模仿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作者为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梁艳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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